第二,但是在《论犹太人问题》(1844)中,马克思提供给我们的只是《社会契约论》那段著名的话中一幅描述资产阶级“政治人的抽象”的(“卓越的”)画面,我们在其中可以非常清楚地看到,作为民主主义者的卢梭试图把“自然的”、抽象独立的人同社会机体结合起来,并因此把个人-整体或自然的孤立的个人变为个人一部分,即公民(市民)、社会的人。卢梭实际上说,“谁敢把人民组织起来,谁就一定会感到自己能够改变所谓人的本性,把每个本身是完备的、孤立的整体的个人变成更大的整体的一部分——这个个人在某种意义上要从这个整体获得自己的生活和存在”[16],等等。因此,这就向我们解释了(即使没有充分的证据),为什么马克思在《导言》(1857,生前未发表,即《〈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译者)和《大纲》(1857—1858,遗著,即《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译者)的开头称卢梭是一位政治作家的同时,在卢梭那里看到的却只是一位自然法的崇拜者,这位崇拜者“通过契约来建立天生独立的主体之间的关系和联系”,而这不过是一种“‘市民社会’的预感”[17]。但是,《社会契约论》只是回到了18世纪鲁滨逊故事的毫无想象力的虚构,的确,马克思在1857年《〈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一开头就对这种回归进行了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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