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但是在《论犹太人问题》（1844）中，马克思提供给我们的只是《社会契约论》那段著名的话中一幅描述资产阶级“政治人的抽象”的（“卓越的”）画面，我们在其中可以非常清楚地看到，作为民主主义者的卢梭试图把“自然的”、抽象独立的人同社会机体结合起来，并因此把个人-整体或自然的孤立的个人变为个人一部分，即公民（市民）、社会的人。卢梭实际上说，“谁敢把人民组织起来，谁就一定会感到自己能够改变所谓人的本性，把每个本身是完备的、孤立的整体的个人变成更大的整体的一部分——这个个人在某种意义上要从这个整体获得自己的生活和存在”[16]，等等。因此，这就向我们解释了（即使没有充分的证据），为什么马克思在《导言》（1857，生前未发表，即《〈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译者）和《大纲》（1857—1858，遗著，即《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译者）的开头称卢梭是一位政治作家的同时，在卢梭那里看到的却只是一位自然法的崇拜者，这位崇拜者“通过契约来建立天生独立的主体之间的关系和联系”，而这不过是一种“‘市民社会’的预感”[17]。但是，《社会契约论》只是回到了18世纪鲁滨逊故事的毫无想象力的虚构，的确，马克思在1857年《〈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一开头就对这种回归进行了批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