贺龙的医疗,从1968年下半年起,由警卫1师某营营部的沈医生负责。他对贺龙很关心,经常来看望,还不时帮助买些必需的药品和日常生活用品。1969年1月,这位医生突然不见了,换了一个经过6次“政审”,精心选中的所谓“医生”。这个“医生”其实是个护士,而且是个神经科的护士,根本不懂贺龙所患的糖尿病和高血压病。他按照林彪、江青一伙的授意先以检查药品是否变质为名,强行收缴了贺龙从家中带去的全部自备药品,使得每天必需的普通降糖药也没有保证了。1969年1月15日,专案组竟然毫无人道的对“医生”下达了这样的指示:“尽量用现有的药物,维持现在的水平就行,也不要像对待好人那样”对待贺龙。
一天夜里,贺龙和薛明睡了,突然来人要他们搬到下面去住。这样,贺龙和薛明不论是上厕所或在走廊里散步,都要经过那个“医生”所住的地方。贺龙明白,这是为了便于监视他们夫妇的行动。他对薛明说:“说不定这屋里还安装了窃听器。”薛明说:“我找找。”贺龙说:“你不用找了。有窃听器才好呢,我可以骂他们这些野心家、阴谋家。毛主席应该听听各方面的意见,再也不能总是让他们愚弄了。只要毛主席一句话,就能把颠倒的历史再颠倒过来。我们这些受冤枉的人,不要总是处在被告的地位,也让我们说说话,这可是关系到国家命运的大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