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直隶总督，李鸿章遭到普遍的谴责，人们责怪他建议朝廷用武力维护中国针对朝鲜的宗主国地位，然而，就我们对这件事的个人知识而言，他的立场和其他许多大臣一样，直到决定冒这个对双方而言都是巨大的风险之前的最后一刻，他一直都在犹豫。历史有可能依据对事实的充分认知而写就，但其指靠的那些文件，不幸于1900年在天津的总督衙门和北京的总税务司宅邸被毁了，以至于那场灾难性战争的直接原因或许已无可能完全精确地得到证明。李鸿章知道，日本曾两度被收买而放弃了对中国的侵略战争，第一次（1874年）中国支付了一笔赔款，第二次（1885年）是中国允许日本分享对朝鲜的权利，这个让步直接导致了当前的危机。他意识到，即便他愿意交出中国对朝鲜的权利（这些权利对中国政府并无实在的好处），此次让步可能买到暂时的和平，但不久肯定会导致满洲诸省的丢失；事实上，果不其然，满洲诸省的厄运在1905年成为定局，就在中国默认《朴茨茅斯条约》条款的那一天。日本对中国地位的攻击，在外交上就跟开启战端时采用的方法一样无理。李鸿章完全了解日本多年来一直在做的战备，同样了解他自己的海陆军资源的散漫状态，但他周围的官员们，如同1900年的满人一样，坚信中国具有极大的优势，而中国驻朝鲜代表（袁世凯）向他保证：日本一旦挑起战争，英国将会提供帮助。英国政府的同情是毋庸置疑的，它很清楚地反映在英国驻首尔总领事的态度和行为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