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人的悲剧成为众人的悲剧，一人的灾难扩展成为国家民族的灾难，将国家的繁荣昌盛仅仅系于一人与数人的命运之上。从根本上讲，这就是以君主专制为特征的中国传统政治的最大不幸，是传统社会必然产生的不幸。也许，现在讲述乾隆爱情悲剧的真正意义就在这里。
不过，在所有这些不幸中，还存在一个不引人注目的幸运因素，这就是乾隆皇帝并没有因个人的不幸而严重影响他作为最高统治者庄严的责任感和义务感。在海宁，他勘察海塘，闻听乌什暴动，立即调兵遣将平定暴乱，并要求调查起事原因；回銮时，详细视察治河工程，不惜帑费修筑石堤，这充分说明，他在关系到国计民生的大问题上，头脑还是清醒的。
有时候，他寻欢作乐、穷极奢靡，但仍不失为一位目光敏锐的英明之主，他对妃嫔缺少道义，但却颇具治国安邦的雄才。这种矛盾的双重性格，使当时的清朝统治走向衰败，但并不会立即崩溃，走向没落，而是仍具有旺盛生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