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道德法典的正当理由
有时，哲学家们强调说，通过考虑一个道德法典是否满足于道德的功能，我们能够证明它是正当的或者被赞许的，正如一把刻刀锋利，因而能够很好地完成功能，我们就会善意地赞美它一样。例如，G.J.沃诺克在新近的著作中评论说，道德的“一般目的”——它的适当性或许能使我们理解道德评价的基础——是通过寻求对抗“缺乏创见的同情”以及蕴于其中的最大的破坏性结果来改善人们的困境……它的主要任务是扩展我们的同情，或者更准确地说，是减少人性中目光狭隘的破坏性倾向。［11］但是，我们将如何解释道德的“目的”或“功能”呢？我们可能像谈论刻刀的功能或目的一样来建构道德的目的和功能——出于什么目的设计和生产它们，例如利落地切面包的能力。我们通常知道人工制品的用处，人们出于某种目的制造它们。如果我们按照这种相似性来探讨，当亚里士多德断言人的用处时，我们做的不会比他更差。然而，麻烦在于“刻刀”的不寻常设计告诉我们它的用处是什么，但是“道德”的设计并没有告诉我们它的用处。而且，道德很难成为制造出来的产品。在父母对子女进行道德教育的意义上，我们可以说，道德是父母“生产”出来的，但令人怀疑的是，父母是否意识到任何特殊的目的和用处。所以，作为赞成道德法典的策略，道德与人工制品的相似之处并没有什么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