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这种学习外国经验是有分析、有鉴别、有区别对待的。在这方面，陶行知实行两个“区别开来”和一个“结合”：
第一，把学习外国专家的真知灼见同反对某些洋教授的主观臆测、假知偏见严格区别开来。
陶行知号召人们学习大科学家伽利略发现木星的四个最大的“月亮”的追求真理真知的精神，但又反对佛罗伦萨的教授出于偏见，只相信洋书，只主观想象和推测，不承认客观存在、客观真理的洋八股言行。对于设计教学法，一方面肯定它对调动教师学生学习积极性、避免注入式教学的积极作用，又批评它设计时主观臆测的唯心主义思维方式。这样，就把学习外国专家的真知卓识同反对洋教授、洋八股严格区分开来，把“糟粕”与“精华”严格区分开来。
第二，把学习外国优秀教育遗产同反对帝国主义侵略性的教会教育严格区分开来。
陶行知认为，外国教育家许多教育改革的成功经验和先进的教学法，都是值得我们学习、借鉴的。但是，要坚决反对帝国主义国家利用教会和传教士，兴办学校，控制中国教育主权，强迫师生信教，进行教育文化侵略活动。鉴于20世纪三十年代初期，一些帝国主义国家，派遣大批传教士，在华大办教会学校，进行种种文化侵略活动，破坏中国教育主权的严重情况，陶先生亲手写了《关于“请求力谋收回教育权案”的修改意见》[9]，主张“中国教育应由中国人自办”。坚决收回教育主权，维护国家尊严。凡外国人办教育“并无妨碍中国国情事者”，应由政府根据中国教育文化的政策法规，核实甄别注册。在维护教育主权的大是大非问题上，陶先生是热爱祖国、立场坚定、旗帜鲜明的。可见，他把学习外国文教经验同反对帝国主义国家的文化侵略严格区分开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