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述问题中的一些问题可能被归咎到20世纪共产主义的独特品质，从而很可能使情况变得比以前更加糟糕。而且我们无法预先排除这样一些可能性：将来设计的一些决策安排在没有暴政，也不要求使个人动机发生根本转变的情况下，仍可能会阻碍那些社会阶层和经济阶级的发展。不过，这里所提到的可能性完全是抽象的。在目前的情况下，一种体面的无阶级的社会似乎是无法实现的。
然则，阶级分层显然是一种恶：如果一些人的社会地位生来就比别人的低劣，我们怎么能不把这种情况称之为一种恶？这与那些天生就身体残疾的人情况不同，因为面对这种情况我们至少是有希望改变的，比如说，如果给予残疾人以另一种不同的社会安排，给予他们一种与正常人不同的激励方式，那么残疾人与正常人之间的差距就可以得到弥补。即令市场需要有效供求的相互作用，我们仍不难想象，还存在一些与个人获利动机不同的激励机制，来促使整个市场追求成本最少化和利益最大化。然而，绝大多数人实际上并没有被充分调动起来促使这些安排发挥作用，即使这些安排是被强加到他们身上的，他们也往往设法回避之。因此，最初十分吸引人的道德理想却被桀骜不驯的人性所阻隔，这是否显露了人类的本性缺陷或共产主义乌托邦理想的不充分性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