抚军司马高崧对司马昱说：“大王应该写信给桓温，晓谕他以祸福之道，他自当返回。如果不听，便六军整驾讨伐，谁逆谁顺，黑白分明！”于是就在座位上为司马昱起草书信说：
“寇难应该平定，时机应该掌握。此确实是为国远图，经略大计，能做这样大事的，除了足下，还能有谁？但是，兴师动众要以粮秣辎重为本；运输之艰苦，古人也感到困难，不能在开始时觉得容易，而不深思熟虑。我之前之所以迟疑不决，原因就在于此。然而，你做出这异常的举动，众人十分惊骇，各种说法都有，想必你也有所听闻。人之常情，都是患得患失，一旦担心失去自己的既得利益，就什么事都干得出来。或许有什么风吹草动，就人心崩溃，一哄而散。如果这样，则声望和实力一并丧失，社稷之事也完了。都是因为我的暗弱，没有品德，也没有威信，不能镇静百姓、保卫国家，所以内愧于心、外愧于友。我与足下，虽然职务上一个在朝廷，一个在藩外，但是，安社稷、保家国，我们是一致的。天下安危，系之于明德。应当先考虑国内安宁，然后才能图谋国外，让国家基业能日益兴盛，大义能够弘扬彰著于天下，这是我对足下的期望。我这诚挚的心意，怎能因为担心被你猜疑而不尽言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