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帝王略论》是一部记帝王之事略、论帝王之贤愚的著作，但其价值显然不在于“略”而在于“论”。从我对《帝王略论》残卷及佚文所做的初步考察来看，我认为它在评论历代君主方面或由此而涉及的对其他历史问题的评论方面，不论在见解上还是在方法上，都有深入研究的价值。
1.提出了关于“人君之量”的见解。如《通历》记东晋末年桓玄所建“伪楚”及其为刘裕所败的史实后，引《帝王略论》说：
公子曰：桓玄聪敏有夙智，英才远略，亦一代之异人，而遂至灭亡，运祚不终，何也？
先生曰：夫人君之量，必器度宏远，虚己应物，覆载同于天地，信誓合于寒暄，然后万姓乐推而不厌也。彼桓玄者，盖有浮狡之小智，而无含弘之大德，值晋室衰乱，威不迨下，故能肆其爪牙，一时篡夺，安国治人无闻焉。尔以侥幸之才，逢神武之运，至于夷灭，固其宜也。[16]
这里说的“人君之量”，不只是君主的个人品德问题，它还包含着君主在政治上的远见卓识，以及由这样的远见卓识为指导而制定的种种措施和这些措施所产生的积极的社会效果。只有具备这种器度的君主，才能使“万姓推而不厌也”。虞世南认为，像桓玄这样的“浮狡小智”“侥幸之才”，是不能成就大事业的，而遭到毁灭则是理所当然的。